开拓思路 走向市场 繁荣出版

两年一届的国际图书博览会早已落下帷幕了，但是它带给人们的思考却是长期和深远的。我们一方面看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界的丰硕成果，但又不能回避当前图书市场不太景气的局面，不能回避出版业急需改变的机制问题、物流系统通畅问题、规范市场问题等等。笔者走访了一些出版社的领导，请听一听他们的看法。

龚存玲（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局长）：现在出版社是企业化管理，但还是机关作风，没有形成企业化的模式。所以出版社要走出来，首先是要更新观念。要着眼让大家开阔眼界、拓宽思路。“留心处处皆学问”，只有想到了，才能做到。这次图书博览会安徽省来的人最多，版权贸易创七届之首。关于安徽图书出版如何上规模，我想有三个步骤：一是逐块盘活，把每个社都搞活，使他们形成竞争机制，这就要加大改革的力度。我们现在新上任的社长都要经过考核，今后不能只上不下。二是要把一块一块逐步加大。三是向集团化方向发展，最后形成合力。

杨德炎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）：商务印书馆长期以计划经济模式操作，走的是一条老路，书稿是人家送上门来，编辑不用出去组稿，商务从来不参加订货会。商务一百年，人看去也老了，走路都蹒跚。现在被市场逼的，外来社都很活跃，商务也要走出去，封闭是错误的。当我们的编辑出去组稿时，许多老专家都很激动，说“我们最想在商务出书了，等呀等，可是你们一直不来”。听了这些话我们觉得心里很难过，恐怕也正因此，我们失去了许多出好书的机会。现在我们是订货会参加，博览会也参加，以前我们只出国外的著作，现在也出国内的著作，我们要把市场扩大，不能固步自封。但是我们不追求市场热点，而是要精益求精，为中国的图书事业走向世界尽自己的力量。

骆丹（浙江教育出版社社长）：这次图书博览会新书少，小的书没有拿来，拿的都是大书，其实许多大书不一定有价值。教育出版社过去只注重三个方面的图书，一是教材教辅，二是获奖的图书，三是大部头的高档套书或丛书。教育社因为在资金上有优势，所以做这些书有保证。那么浙江教育出版社在出版机制的改革面前如何走出自己的新路呢？我想，应该增加有益于教育事业的普及型书，出对学生素质教育有帮助的书，如《趣味百科》，使学生在衣食住行方面增长见识，增加情趣，让学生爱读、爱看，读后有心得，有体会，有收获。要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和修养，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。这也是中国教育界面临的问题，需要出版社和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，出版社有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们要争取那些老专家、老学者为孩子们写书，做扎扎实实的工作。

何学惠（云南教育出版社社长）：云南是民族出版的大省，我们有着自己的优势。我以为，任何出版社只要办出特色和个性，都会有生命力。云南教育出版社要坚持出反映民族文化特色方面的书，要形成规模，形成气势，使读者每当要看民族方面的书时，首先想到我们。这几年，我们出版了《云南物质文化》丛书、《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》、《中国民族学史》等等，各方面反映都不错。国外对反映中国民族生活方面的书也很感兴趣，购买了我们一些版权，通过版权交易，让外国人了解中国，这是一扇非常重要的窗口。我们全社都在围绕着这些方面努力，提倡学术著作通俗化、大众化，并坚持三个培养：培养自己的编辑队伍；培养自己的读者队伍；培养自己的作者队伍。编辑是第一个评论家，但更重要的评论家是读者，要让读者满意。

章祖德（译林出版社社长）：译林出版社这几年还是良性循环，去年我们社出书110多种，再版300多种，重印率90％，码洋1亿多一点。译林出版社是小社，所以我们不主张四面出击，要集中精力，出精品书。对国外目前的大牌作家，采取你出一本我就买断一本，比如《失控的陪审团》一书在美国很畅销，发行200万册，作者是美国作家约翰·格里森，我们不仅买断了他现在的版权，明年他还没有写出的书的版权我们也买了。西德尼·谢尔顿的最新版本《天衣无缝》，在我们这里也很快就出版了。这样就使读者要想看到国外畅销的小说，就想到译林。

彭兆平（湖南少儿出版社副社长）：湖南少儿出版社目前进入转型期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。这次博览会上版权交易很热闹，但是由于好几家出版社看上同一本书，就出现哄抬价格的现象。我们社针对图书市场情况，着重从图书结构上进行调整。一是上规模，在数量上突破。今年我们图书品种400多种，新书就有350多种；去年是200多品种，新书100多种。我们搞了一种板纸书，也叫撕不坏的书，品种有120多种，主要是针对婴幼儿。二是上有特色的规模，比如最便宜的少儿书等等，价钱低，做到大众化。三是上以品牌为标志有特色的规模。现在出版周期很长，不在一个品牌上源源不断地做下去，市场就可能供应不上。四是探索新形势下的图书品种，如准文教品种，比如作文书等等，总之就是要走大市场的路子。